三 潜修后弘法
1894年，师至法雨寺后，大师意以隐迹，遂安单藏经楼，主理藏经。师阅藏之余，励志精修。久之，寺中大众对师之修持学问，皆共钦佩。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师35岁)，朝圣迹，拜舍利，住阿育王寺达三月之久。且有人朝拜舍利时，师皆附之而看[25]。

1897年，因法雨寺僧众坚请讲经，师辞不获已，遂讲《弥陀经便蒙钞》一座。讲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26]。师此次一闭关，便达六年之久(两期，三年为一期)，净业大进。出关后仍住法雨寺经楼。后由于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邀师相与助理而入京都一次(1904年，光绪三十年，师44岁)，其余时间皆住于普陀山中。

师从1894年入山以后，即始终韬光养晦，山中偶有文事令大师作，师皆署以他人之名，“印光二字，不敢露出”[27]。

师虽处山中，间有人请教大师者，皆以三世因果、闲邪存诚、敦伦尽份而劝之。至民国伊始，师虽未广弘教法，但其势已蓄，终于龙天推出。

师之弘法之缘始于高鹤年居士。高鹤年居士是近代佛教史上有名的佛教外护，也是一位史无前例以朝山访道而四出行脚的旅行家。从18岁始天涯行脚达三十五年之久，后又至力于社会救济事业，著有《名山游访记》。高鹤年首次拜访大师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师38岁)，鹤年称大师“寮房之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真是一个清净僧宝”[28]。至此后，鹤年与大师关系一直很密切。

由于师几乎不怎么出山，而鹤年经常在外，与各地佛教皆有来往，熟悉外边的情况。到宣统元二三年(1909年)，师常函询鹤年方外佛法如何，且嘱以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

师向外弘法始于1912年(民国二年，师53岁)。因狄楚青在上海办《佛学丛报》(为中国近代佛教办报刊之始)，请鹤年帮忙收集稿件。由于鹤年与大师十分熟悉，且知大师文章、修持皆佳，遂至普陀向师索稿四篇。这四篇文章分别是：《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乱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和《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前二署名“常惭”、后二署名“普陀僧”而刊之[29]。实际上，此四文皆是大师以前代他人所写的作品[30]。此时世人均不知“印光”之名。

恰好此时，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佛学丛报》，深为钦佩师的文章，遂四处向人打听“常惭”为何许人也。通过多种途径终于问得，“常惭”即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师”。从此，徐蔚如便设法收集并刊印大师的信稿，从民国六年(1917年)始，“印光法师”之名便扬于海内外，一发而不可收，大师在复他人信中是这样说的：

自光绪十九年至普陀法雨寺住闲寮，至民国六年不与外边人往还，即山上令支笔墨差事，亦不用“印光”二字，民国六年，徐蔚如得三封信，印数千册送人，名《印光法师信稿》；次年又搜得二十余篇，名《印光法师文钞》，由北京印出，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闲法师。从此日忙于书札应酬，了无止期矣！[31]

师不收弟子(包括皈依弟子和出家弟子)是大师素有的心愿，民国二年，高鹤年到普陀收集稿件时，大师就说过：“欲皈依我者，决不承认”等语[32]。鹤年屡次顶礼劝师不可太执泥：如有真正发心请求者，务说方便皈依，方合佛祖遗风。但师坚不应允。

后鹤年虑及可能大师恐违常住之规模而不便，遂向法雨寺住持、老当家请求通过后，师始合笑点头允之。

1919年(民国八年，师59岁)，徐蔚如之友周孟由兄弟及祖母到普陀，恳求皈依，师授之，是为师授皈依之始[33]。但大师一生却从未收过出家弟子；很多人写信向师表示要出家，师也多劝其在家修行，不可出家。

师在大弘法道之先，即有示悟境之迹。师在1919年(民国八年)腊月给高鹤年的信中写道：

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出，因阁下多事之故，致令贱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岁妄企亲证念佛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今年自知惭愧，于九月半起七，至明年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忏悔宿业，令其尽耳！谁知念佛三昧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佛光普照法界！我以业障不能亲炙，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书此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34]

能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者，想必为悟道；又罗鸿涛在编辑《文钞三编》誊写此信时，在文后另加按语认为此即是大师示悟之迹[35]。另外，以大师的为人非常实在，且一向不以虚词示人，此必是大师亲身之体悟。并且，师在弘法之信中，屡屡强调弘法之先当求一心，得悟处后再弘法道不迟，否则必将以一盲引众盲，误人于深坑之中。笔者认为，此不论是示迹还是表演(也许大师早已悟道，甚或为再来大士)，都符合大师之平素之言行，也是为后来者作楷模而已！所谓：八十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

师最初弘法时，认为《安士全书》十分重要，“允为世善第一奇书”。大师在教导弟子时，积极倡印此书。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时即有四川李天桂发愿刊板流通，惜因缘不成熟而未行。尽管如此，师仍全力倡导，终于1918年(民七年)有陕西人刘芹浦(字在霄)并其外甥赵步云出资刊印，但印书之事须大师自为。

同年，大师便下出往扬州联系印书，但因初次出山，人生地疏，遂邀高鹤年同行。次年《安士全书》终于出书了(此书经大师校正本过)。从此以后，师常往扬州、上海校印、刊刻各种经书、善书(后来上海佛学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成立，就很少往扬州了)。师在上海时，太平寺住持真达在寺中特辟净室一间供师使用。此后力护法门诸君子，如魏梅荪、王幼农、许止净、范古农、王一亭、朱子桥、屈文六、关綗之等，或顺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亦时常至太平向师请益；各方投函，更难胜数。

大师如此忙碌了近十五年。在1928年(民十七年，师68岁)，师因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而烦不胜烦。有移居他处归隐之意。恰好有广东诸居士在香港建有佛堂，请师前往。七月，师下普陀山，先至太平，由于风大不得不延迟，而在沪诸师及居士等则力劝师留下。

1930年(民十九年，师70岁)，因众人坚请，又有真达等师举苏州报国寺供养，师终因法缘之所在，移锡报国掩关。先是师意将灭迹长隐时，便以各种经书、善书之纸板数十百种及印而未流通之书数万册，付于明道法师。明道师承师命就上海觉圆创立弘化社，第二年(1931年)迁于苏州大师闭关之报国寺内。

大师本欲谢绝人事，闭关自修，却仍有众多弟子追而不舍。师不肯阻其向道之诚，仍在关中时为说法，弘法事业转为更盛。

由于师信函过多及有校书之事，忙不开交，又因眼不好，曾两次在新、申两报及半月刊上，登《谢绝函件启示》：第一次是1933年(民廿二年，师73岁)，由于要编清凉、峨眉山、九华山三山志，无暇回信故；第二次是1935年，由于师校书夜以继日，勤奋之极，而所校之书字太小，在电灯下仍极力校，眼遂大伤。

1936年(民廿五年，师76岁)，师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之请，往沪说法七日，带说皈依，皈依者如云，师将所有香敬悉数捐去。

1937年，移锡灵岩山寺。师本无意于此，惟灵岩往昔代有高人，后道埸冷落，妙真师、真达师等苦心经营，遂得道埸大兴，迨功成，妙真师欲求师广为弘化，恰值日军侵我中华，将攻苏州城，所以大师乃移于山中，仍住关房。大师一生不做住持，亦是一大特色[36]。

师自弘法以来，所印经书、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多达百万余帧[37]。其主要有：《安士全书》、《净土十要》、《印光法师文钞(正续二编)》、《了凡四训》、《感应篇直讲》、《憨山大师年谱》、《寿康宝鉴》、《净土圣贤录》、《观音大士颂》、《正信录》、《新编净土五经》、四名山志等等几十上百种。其中，《安士全书》、《净土十要》是经过大师重订的。特别是《净土十要》，原为蕅益大师编定，后其弟子成时校订时，边校边删，事后也不重查，结果被改动很多，大师请人到处收集各要之原本，重新加上被删之文，且另加上《徹悟禅师语录》[38]。又，大师增编净土五经。原有《净土四经》，师认为《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也是修净土之法门，故增编成《净土五经》[39]。另外，大师还主持修订新四大名山志。

大师一生所校订之书很多，但著述仅有《印光大师文钞》，而此所有，皆不以版权自居，既使是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印亦是如此，其济世之心可见一斑。师曾在信中云：“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示有版权，若示则弘法之功德，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