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疾与学儒
大师俗名赵绍伊，字子任，系陕西省郃阳赵氏之子。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腊月十二日。其家世在当地皆有所称道，云有旧德[1]。父名秉纲，母张氏。有三子，长子名从龙，次子名攀龙，师行三，其父与长兄皆饱读儒书之人，而二兄则可能因家庭的劳动需要而从事农业的生产和家庭事务之中。

师出生六个月后，即患目疾，长哭一百八十天，大师在文钞中常提及此事。

光宿业深重，生甫六月，后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开一目，除食息外，昼夜常哭。在老人料来皆不能得见天日，而幸承宿善根，好而仍见天日，实为万幸。[2]

但眼疾虽愈，视力还是有损伤，如果长时用眼，眼睛就会发红，而不能视物了，待眼睛休息好后才能再看。从大师的相片上看，眼睛并没有什么异常，大师自己也这么说[3]，这样很难断定师患何种眼疾。有人认为大师所患急性结膜炎[4]，笔者认为不可，因为大师此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妨事，也无病症。且在求戒时由于长时写字，用眼过度而又发红如血灌，如果是急性炎症，其病性何以存二十多年；再，大师在普陀时仍然是目有微疾[5]，所以是为何病，尚难断定。

目疾对于大师来说相伴一生，也与大师择法弘法息息相关：生甫即患，长哭六月之久，虽愈而仍有损；至受戒时，又因目疾，发心念佛且愈，得以深深体会净土法门之殊胜，此亦为大师力弘净土因缘之一[6]；至晚年法道大弘之后，正信的念佛法门已在各地响应，文钞、增广文钞、及各种善书佛书普及广泛，由于十方信众不断来信请示、或诸方之讨教、讨论，甚至诘难之函频频而至，又因大师长夜在电灯下校对经书，勤奋之极，因字过小而眼大伤(1934年冬)。当此之时，大师亦兼于时势，遂有隐退之意，于是广发告示(1935年二月)[7]，力劝不要再来函了。师常云及目疾，不但忏悔自己宿业，也劝人不要造坏他人眼睛之因[8]。有人认为大师一生弘法，幼而目疾，少而目疾，老而目疾，却总不失眠，实为异事。而诸多断人善根之名人，却老而不见天日，是为常事[9]。当然，此仅为一说而已。

师从幼小就随其长兄在家中读儒书，稍长后亦帮家中干些农活。少年后又随长兄移至长安继续读书。师能一直读书的原因有三：其一，师身体素质不好；其二，家庭的希望。大师学名绍伊，即是此意。郃阳在商朝时出了一个名相，名叫伊尹。师之此名即是希望他能求得功名，并能象伊尹一样名传千古；其三，师特聪慧故。这从大师的文钞中可以看出来，特别是文钞正编(增广)，其用词遣句之文字功底极高(有的甚至是翩体文)[10]，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又从大师对佛教义理圆融无碍的辩辞，其智慧亦实令人景仰。例如，有人提出，“只要心好，何须持斋”的言论时，大师是这样批驳的：

今试论曰：只要心好，何必持斋。杀彼之身，悦己之口，是好心耶？非好心耶？且兵劫之时，贼来杀人，亦当皆是好心。设杀汝时，为感恩乎？为怀恨乎？……(则)汝之行为，原是众生，何可未得言得？[11]

正是由于大师的聪慧，对儒学义理的熟练，以及师处之于众多儒学者之中，则儒生相传的破斥佛教的习气，师亦效之破佛，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师每谈及儒，必提到自己破佛之事。

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12]

师因病而深自悔悟，知受韩欧程朱之学误，而读佛经，遂发出世之愿[13]。

文钞中涉及大师未出家前之事极少，其中原因一是大师自己几乎不提，一是不愿别人讲(别人往往讲错，或添油加醋[14])。仅有一次，师在普陀山时，曾因彭孟菴(1937年因卢沟桥事变而避难普陀山)之幼子与别家小孩打闹，讲过一段大师少时之事。对此二子讲了一段自己幼时之事来训导他们。师家乡每年秋收后，必演戏酬神，一日大师提早去并置一椅子于戏台前之佳位，遭一强少年之重打而忍之且不记仇之经过：“村中同姓某，粗而暴，向予厉声曰：此椅谁置？予答曰我。语声未绝，彼即掴我两耳光，将椅抛出数尺之外，予登时头痛欲昏，眼花乱灿，忍痛吞声，不敢闻于父母，恐父爱子心切，酿成口角也。从此益知自厉，不敢稍有疏忽。越数年长成，薄得村众垂青。暴者遇吾于途，迎而笑曰：请至吾家。予亦一笑诺之。此事平常未告人知，予固示弱，弱亦何妨？不可以新名词竞争二字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也。[15]”是知大师少时即非为常儿之态及长成后学业之进取之优。

正是由于大师对儒学有透彻的了解，以及儒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弘扬佛法时，站在更深一层来阐明、宏扬儒学，说明儒学对在为人、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巨大功用，且影响了不少鸿儒学佛、念佛。

二 出家及参学
1882年(光绪八年)，师21岁时，随长兄在长安念书，出家的念头在脑子中莹绕已久，此时趁长兄回家之际(家离长安240里)，独自往终南山出家，礼莲花洞道纯禅师披剃，赐法名圣量，法号印光。寺院中条件十分辛苦，师曾自述：

光师意光总有蓄积，云出家则可，衣服须自备。只与光一件大衫，一只鞋，不过住房吃饭不要钱耳(此地苦寒，烧饭种地皆亲任)！[16]

师在作务之余，也学习功课、怡山发愿文，知有禅净之功夫，且有意于净土，纯公也不强使之同[17]。师此时由学《佛说阿弥陀经》而对净土法门生信，师在《与谢融脱书》中云：

所幸净土一法，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实未蒙知识开示，以当时业师，与诸知识，皆主参究，所有开示，皆破净土，吾则自量己力，不随人转。[18]

虽大师学修以净土为主，有基于此，大师在潜修、阅经时也注意禅及禅净关系，弘法时多论及禅宗之事，是始之于此，也是大师力扬净土、护禅宗之源。

不到三个月，长兄终于觅至，并托口“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师知为籍词，也不得不随之而回了。归途中兄命大师脱去僧装，否则定要打死[19]。回家后，母亲并无恙，且对师之出家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但长兄从龙却是十分反对，次日即严厉训斥“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则”。并对大师严加看管。后来，师随长兄从龙到亲戚家作客，席间大师故意大啖猪肉，从龙十分高兴，也因之对大师的防备较前疏松一些。

家中住了八十多天后，由于长兄到别处探亲，二兄也在晒埸中守谷子，防鸡践踏。机会难得，于是大师找到僧服，并偷了二百文钱，再逃至终南山莲花洞师父处。又害怕兄追来，第二天就不得不离去，纯公仅送师一圆洋钱。就这样一路行脚云游到湖北省竹溪境内的莲花寺讨了一个单，作苦行僧，每天打煤炭、挑水烧四十多人的开水。

次年二月(1883年，师23岁)，寺内库头生病，住持见师诚实可靠，命师代理库头。在库房中大师见“杨枝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对联及沙弥律中述盗常住物之报，“心甚凛凛，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气味者，均不敢用口舌添食，但以纸揩而已 [20]。又在任照客之职时晒经，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悟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是了生脱死之捷径，从而更坚定了大师对净土的信念。

同年，师于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下受具足戒。戒期中，由于大师擅长写毛笔字，故戒坛中所有写法之事，均由大师代作。由于写字过多，眼睛充血发红如血灌，甚为严重，因悟身即是苦，又忆及《龙舒净土文》之说，遂发心念佛。“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勉强支持，及写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义”[21]。师由此感应，从此益信奉净土法门。这也对大师后来参学(如选择撤悟祖师之红螺寺)、阅藏研经、弘扬净土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师自已也这样说：“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由于《龙舒净土文》下卷”[22]，并有云：“光初出家，即以净土为归依”[23]。

受戒后，师仍住终南山太乙峰大顶寺，潜心研究、念佛。

1887年(光绪十二年，师26岁)师因久修净土，闻北京红螺资福寺为净宗专修道埸，遂辞师前往，十月入念头佛堂，后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特别是身为藏主时，得以深入经藏。师后读徹悟禅师遗教，颇有悟入：徹祖以禅宗大德的身份而废参念佛，将其半生开示宗乘语录尽付一炬。所以大师由此更对禅净之界线分清十分明了，及以后对禅净异同及何以拣别禅之开示，就十分精辟了。自此以后，师便以徹悟语录为功课，老而不辍。师于此住四年，期间朝五台山一次。

1891年(光绪十六年，师30岁)，至北京龙泉寺，作行堂。

次年，移单于北京圆广寺，住两年。期间有一事值得一提：一日，师与另一僧于西直门外缓步，遇一丐童，向师乞钱。师曰：念一句阿弥陀佛，给你一钱。丐童不念，师又云：念十句，给十钱。仍不念，再云：念佛一声给一钱，尽此一袋钱给完为止。丐童大哭，师遂给一钱而去[24]。可见人之善根各有不同。

1894年(光绪十九年，师33岁)，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进京请大藏经，身边无人，请师帮助检阅料理，见师作事精慎，又观大师道行甚严，回普陀山时，便邀师伴行，这样大师就进普陀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