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的慈悲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布施与不杀生。这一思想传入中国后，不杀生演绎为放生。不仅不杀，还要善待有情众生。不杀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食素。在中国佛教素食文化传统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菩萨”——梁武帝萧衍，他对中国佛教的素食制度建设有着直接的参与和深远的影响。
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济济。我们经常吟诵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有许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据史料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天监三年(504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重云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布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并发誓“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天监十八年(519年)，梁武帝还于无碍殿正式受菩萨戒，所以历史上他有“皇帝菩萨”一称。
佛教思想对梁武帝的影响很大，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节俭，日一蔬食，过午不食，草履葛巾，罗绮不染。50岁后绝房事，远离嫔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杀理论和儒家“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的仁恕思想结合起来，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平日里，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
梁武帝晚年对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不仅大兴佛事，启建水陆法会、拜忏大法会、盂兰盆会，相传他还亲自编纂了《慈悲道场忏法》(俗称《梁皇宝忏》或《梁皇忏》)，一直流传至今。他把许多精力投入到佛经的研究中，著有《大品般若经注解》、《大涅槃经讲释》、《净名经义记》等一些佛经注释，并亲自讲经说法。他曾试图出任大僧正一职来主理全国佛教事务，后因僧众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在佛教史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梁武帝曾4次舍身寺院，其臣下4次花巨额金钱将其赎回，这在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
梁武帝还以政治的力量介入僧团的修行生活，专门颁布《断酒肉文》，集众僧于佛前发愿，立誓“永断酒肉”。由于他的强力倡导，汉传佛教僧尼改变了原来食“三净肉”的习惯，戒酒茹素，清净口业，素食成为汉传佛教的一大传统。
唐道宣的《广弘明集》卷二六《慈济篇》中收有梁武帝的《断酒肉文》，文中记载了梁武帝于天监十六年(517年)亲自主持的两次制断酒肉法会以及梁武帝与大臣周舍论断酒肉的5道敕文。
第一次制断酒肉法会是在华林园(故址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古台城内)华林殿举行的。华林园本是皇宫后庭游宴之处，但梁武帝启建道场，庄严法事，将这里改为召集高僧讲经说法的神圣之地。当时，1448名僧尼齐集华林园华林殿前广场，梁武帝以及重要僧官俱至会场，首先由一位法师宣读《大般涅槃经·四相品》，并提出“食肉者断大慈种”的主题，再由一名法师讲解主旨，最后由一位法师宣读《断酒肉文》及梁武帝的旨意，正式向全国的出家人下达诏令，严禁饮酒食肉。
为了彰显佛法大慈大悲的本怀，匡正佛法，梁武帝以“佛法寄嘱人王”的护法身份，向全国的僧众下达禁断酒肉令：“弟子萧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诸义学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申约誓。今日僧众还寺已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这一段话的大意是说，梁武帝与众僧于佛菩萨前立誓：从今天开始，僧尼回到本寺后，必须清净身心，遵从各项清规戒律。对于那些仍然耽于酒池肉林不守戒律者，梁武帝将以王法治之。众食酒肉者，不仅要受到佛门戒律的制裁，还要受到世俗王法的处罚。并在文中非常详细地进行了开导：如有人说素食很难坚持时，这说明信心薄少。对于信心，宜应自强。如有决定心，菜食何难?菜蔬、鱼肉，其实是人心中的一种执着。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秽下食。所以《涅槃经》言：“受食之时，令作子肉想。”视一切人犹如佛想，于诸众生如父母想。这样想来，就会欢喜蔬食，而厌恶血腥。如果有人认为“菜蔬冷，令人虚乏。鱼肉温，于人补益”，梁武帝也作了说明：修行人如能皆食菜蔬，就会神明清爽，少于昏疲。而多食鱼肉，血腥为法，增长百疾。且神明昏浊，四体沉重。所以执着于肉食其实“是魔境界，行于魔行”。
在第一次法会上，梁武帝与僧众共同立誓，约定断食酒肉，并说若自己违犯约定，将受极大恶报;如果僧众违犯，则将依《涅槃经》的规定命其还俗，之后将再以王法驱策此人。
然而这样的禁令并没有立即得到佛教界的认同，法会之时，便有主管全国佛教的僧正慧明、法宠等人发难，认为“律中无断肉事，及忏悔食肉法”。因为在古印度，僧尼以乞食为主，虽讲戒杀，但不绝对禁止食肉，如在南朝最为通行的《十诵律》卷三七就说：“我听吃三种净肉。何等三?不见、不闻、不疑。不见者，不自眼见为我故杀是畜生;不闻者，不从可信人闻为汝故杀是畜生;不疑者，是中有屠儿，是人慈心不能夺畜生命。”僧人的诘难表达了他们不服梁武帝的制断酒肉之主张。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为梁武帝所接受，于是7天后又召开了第二次制断酒肉法会。这次法会共敕请义学僧尼198人，仍于华林园华光殿举行。法会请了庄严寺的法超、奉诚寺的慧辩、光宅寺的宝度3位知名律师，高升法座。梁武帝亲自问3位律师，平日里是如何宣说佛法，令僧众认为戒律中“无有断酒肉法，及忏悔食肉法”，致使大家不愿执行“禁断酒肉”的诏令。梁武帝又引用《大般涅槃经》中说不得食一切肉的经文，《涅槃》云：“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并表示“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一切悉断，及自死者。”梁武帝与三律师及有疑义的与会法师进行激烈辩论后，再次指出：“《涅槃经》有断肉，《楞伽经》有断肉，《央掘摩罗经》亦断肉，《大云经》、《缚象经》并断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断肉事?”并再次强调，自即日起，不得再饮酒食肉，并要求“诸僧及领徒众法师、诸尼及领徒众者，各还本寺，宣告诸小僧尼，令知此意”。
当日晚间，梁武帝意犹未尽，继续与大臣周舍论说断酒肉事，并完成5道敕文。第一道：驳斥法宠法师的言论;第二道：驳斥僧辩律师的言论;第三道：再次申明食肉灭慈悲种子，增长恶业，非沙门释子所应行;第四道：学问僧食肉，其罪过更大，因为解义而不能如实修行，言行不一又误导他人，必下地狱;第五道：菩萨人持心戒，无有食众生之理。乃至于一念饮酒食肉之心，也应断绝。
尽管佛教界仍有不同的声音，但在梁武帝响鼓重锤的号令下，禁断酒肉诏令执行相当成功，南梁境内僧众不复饮酒食肉。而且稍后的北齐文宣帝即位后，也仿照梁朝之制，诏令齐国境内僧众“禁断酒肉”。及至隋唐佛教，僧团不复饮酒食肉。可以说，中国佛教的全面食素，确是源自梁武帝以世俗的政治力量“制断酒肉”。事实上，当时的佛教律典中，食素是找不到根据的。在制断酒肉政策受到质疑之后，梁武帝开始大力推广载有断肉戒条的《梵网经》菩萨戒，因为《梵网经》中的四十八轻戒的第二、三条明令禁断酒肉。经过梁武帝的积极努力，终于成功推行了佛教的全面食素。自此以后，素食就成为中国佛教的特色。及至今日，食素、独身、僧装依然是汉传佛教僧团需严格遵守的丛林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