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果禅师行履
　　来果禅师(1881—1953)，俗姓刘，名永理，字福庭。出家后名妙树，字来果，一号净如，湖北省黄冈县人。父名嘉缜，母方氏，祖上耕读为业。1881年(清光绪七年)农历七月初二日寅时出生。生具异秉，幼能事佛。7岁便萌出家之志，12岁外出寻求披剃，为家人找回，出家未遂。15岁时皈依大智老和尚，居家念佛、参禅。他曾向大智和尚请教：“佛门如何修行？”大智和尚告诉他说：“念佛能了生死。”他昼夜诵佛圣号，日久能念佛成片，于梦寐中犹大声念佛。大智和尚对他说：“这才是真念佛。但是，念佛者是谁，你知道吗？”他回答不出。和尚对他说：“等你寻到念佛之人的时候，我再对你说。”至此，他一心念佛。历数年，出家之心愈切。他尝听人说：“不剃头，不戴笠，不穿履，围衲袄，方便铲，拗蒲团，出入行脚，名行头陀行。”因此，他十分向往头陀生活。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至浙江普陀山自剃发易服，口念偈云：“久困危尘竟少知，觉来今日几多迟，一脚踏翻离垢地，寸丝难挂未生时。”他行头陀行，刻苦参究。其间流落宝华、投师宝塔、受戒金山。在金山留驻禅堂，习坐长香，自誓以悟为期，立行不倒单，不告病假、香假、缝补假、经行假、殿假，单参“念佛是谁”一法。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在金山寺大彻堂中坐晚香，开静木鱼声响，猛然豁悟，如千斤担子放下，顿觉云空川流，碍滞全消，从此开悟。此后，倍加精进。一日，慈本老和尚举手巾作洗脸的姿势，问他：“这是甚么？”来果答：“多了一条手巾。”老和尚不答而退，来果自是也益为仔细谨慎。他在金山一住数年，其间曾充任饭头，力事撙节，极有成效。首座见他有才干，劝他任班首，他自度学浅，一再辞谢。离开金山，曾朝礼过五台山，又想去印度朝礼圣迹。赴印途中，经过湖北，赶回黄冈家乡，去探视他老年的父亲。他的一身装扮，仍是头戴一凉蓬，身穿一衲袄，方便铲，圆蒲团，一瓢一筷，不带其它杂物。清宣统末年，他到扬州高旻寺挂单。高旻寺月朗老和尚十分器重他，命他任班首，他为老和尚诚意所感，不得已接受。在高旻住了一段时间后，他认为杂事缠身，无法静心修行，遂决意到终南山结茅潜修。陕西终南山是高僧潜修的圣地。清季末年，高僧如虚云、冶开、法忍、月霞等都在山中潜修过。翌年，高旻寺屡屡来信催他回扬州，他未与回音，不欲返回。后来，月朗老和尚托徒步行脚的旅行家高鹤年居士带口信给他，促他尽早返回高旻寺，才不得已仍回扬州。

　　1915年农历九月十五日遵高旻寺月朗祖师命，承高旻寺明轩长老法，为临济宗第四十六世祖。接法后数年，参常州天宁、宁波天童，于福建雪峰掩生死关。1919年(民国八年)农历六月初四日接扬州高旻寺住持位。未几，月朗老和尚圆寂，临终之前，命其在病榻前发愿：“生为高旻人，死为高旻鬼，护持高旻。”来果继主高旻后，矢志恢复高旻旧制，整顿寺院，严行戒律，革除积弊。他以高旻为专主禅宗之道场，所有常住，只许坐香，其它闭关、般舟行、念佛七、持午、讲学、学社、学戒堂、大小经忏佛事，及焰口等，悉行禁止。并整治丛林规矩，制定“高旻寺规约”，声明任何人皆不可擅自更动。以此受到诸山长老的赞誉，故有云：“天下丛林不止单，守禅制者，独有高旻寺耳。”

　　来果禅师领众三十余年，僧俗辐辏，独蹈大方，中兴高旻宗风，终成一代家业。1950年移锡沪渎，假上海凤阳路侯在里崇德会内，辟静七茅蓬道场，领众坐香，一开上海禅风。1953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寅时在上海静七茅蓬安然示寂，世寿73岁，僧腊49春。荼毗后，得舍利累累，安奉于扬州高旻寺河东塔院。十年浩劫，高旻寺与塔院同遭不幸。1986年秋，重建来果禅师舍利塔于塔院东南隅。遗著有弟子汇编、扬州高旻寺印行之《来果禅师语录》、《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来果禅师自行录》，及其亲制之《丈室、禅堂、客堂、库房四寮规约》等行世。

二、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
　　扬州高旻寺，位于江苏扬州南三汊河西岸，为临济宗法系，承自明末天隐圆修之弟子玉林通琇，其后四传至天慧实彻，曾予重兴。佛教界普遍认为，近代高旻寺的复兴，以及在国内外佛教徒中所享有的极高声誉，是和来果禅师主持三十多年，苦心孤诣，整顿协调分不开的。来果禅师入主高旻寺后，重振纲纪，再立祖规，使高旻规约成为一方模范，也使高旻寺成为近代佛教的一面旗帜。其实，在来果禅师大刀阔斧的运作背后，是有着厚实的丛林建设思想作支撑的。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法门强调以心传心，教外别传，从东土初祖达摩始便以安心为法门。到六祖慧能大师主张“定慧等一”、“佛心不二”，张扬“即心是佛”、“见性成佛”。其禅修理论表现为一种“不道之道”，在行为修持上传授“无相戒法”，落实于禅行生活中，便成为一种任运自在的“无修之修”。但日后禅宗弟子在修持过程中，过多地强调“顿悟成佛”的理念，而冷落了戒、定、慧三学之修学次第。结果“贬学律为小乘，忽持戒为执相”的风气在僧界极为普遍，衍生出许多为世所诟病的弊端。至明清以后，佛法凋零，僧众混滥。不守戒规、作奸犯科的行履成为佛教僧团普遍存在着的现象。来果禅师自述当年初至普陀山，满怀信心，然山上的出家人有手持洋伞，身穿蓝裤褂，脚踏粉底鞋，腕带银表者，眼见如此名山道场，竟有这种出家人，使他大失所望，曾自警说：“我若出家，不是与他们成为同类？”从其《自行录》这一段话就可想见当年出家人的情形。僧界弊端种种，说明持戒意识的失落和僧人素质的窳败问题，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这一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佛教僧团的整体形象，而且也引发了太多的社会问题。来果禅师首先从整顿丛林秩序入手。

　　1、劝住丛林

　　我们粗检《来果禅师语录》，对其时佛教之败落，字里行间无不有痛心疾首之论述。“生归丛林死归塔”本是出家生涯之写照。但当时许多僧人游走民间，四处行脚，所谓行无轨迹，动无彰记。这给个体修行与团体管理都带来不少的困惑与缺位。丛林本是集众修学之处。《大智度论》卷三载：僧众和合居住于一处，犹如树木聚集之丛林，故以之为喻；又《禅林宝训音译》载：“丛林”二字系取其草木不乱生长之意，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来果法师反对修行人厌住丛林，认为丛林是众僧所止之处，行人栖心修道之所，不仅能生植道芽，趣登圣果，还能福利群生，维护正法。所以他对丛林建设倾注无量心力，并苦口婆心地教说学人要明了丛林对于修行的重要性。

　　《来果禅师语录》中专有“劝住丛林”一节，最为直接地表达了他丛林修学的思想：“满世僧人，漂流零落，漫无主宰，实可痛心。当知丛林为宏道利生之法窟，为明心见性之佛场，如衣有领，如网有纲。身心安乐，饮食调和，有道者慰之以深加，无道者警之以前进。如满林之竹，比比争高；如大园之松，雄雄上进，不负四恩，有光三有。诚为僧人之僧宝地也。”[1]在来果禅师看来，丛林是禅僧开悟进德的最好场所。正因如此，他说：“如是非住丛林，不能培其佛因，非住丛林不能成其佛果，否则因地不真，果遭纡曲，要知道丛林为三宝主体，亦为办道础基。丛林衰，正法无从久住；丛林兴，三宝为世福田。云能发心住丛林，三五十年不犯一毫苗稼者，此人具大福报，有大正因。又云，若在深山办道，不如丛林睡觉，诚哉斯言也。”[2]丛林乃正法久住之所在，是护法之基地，是安僧之道场，没有丛林，佛法僧三宝无所依托。来果法师告诫禅和子说：“果能立志为人，将丛林法，巨细各事，深知底蕴，所见者无不是利，所闻者无不是益，所学者无不是道，所行者无不是法。如此深入，以禅堂为身，以规矩为行，以禅悦为食，以参禅为念，如此埋头苦干，三二十年去，不但阎王老子不奈你何，任是释迦老子亦不奈你何。自得大益，转教他人，亦得其益。得深益已，明了今后，所受因果，拈一草，焚一香，皆培性德；闻一声，见一色，尽是禅机。丛林为十方聚会之所，圣贤安居之地，同居大众，互相瞻依，一言一行，皆有稽考；一文一米，不落虚空。古云：历代祖师出自丛林。”[3]

　　丛林是选佛场，修行人在这里熔冶、锻造，每日淋浴在“六和”的阳光下，相互激励，大众监督，这种道业之增长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成就的。来果禅师告诉修行人，最大利生之事莫过于创立丛林：“参禅人，发明心地后，自既能利，必设法利人，利人之法甚多，最大之利，莫如开丛林，建道场。何以故？佛出世后，开给孤园、尸陀林、闍窟山、灵鹫山，及诸山等各大丛林，乃十方祖师降临之地，一切圣贤云集之地，有龙天捍卫，伽蓝守护，度人之广，容人之众，守法之严，安居之久，较任何法门，高无再上。”[4]修行人只有久住丛林，才能明是非功过，懂进退节度。勤苦用功，方可有所成就。“既建丛林，必依古法，古法有二，一古法者，佛居世间，宏法之所，度生之处，悉为丛林。二唐代以还，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如大冶炉，如陶家器。陶佛模，出佛相，铸祖模，出祖相。”[5]开丛林，建道场，既须因缘俱合，更要“必依古法”，先得其地，次得其人，有地有人，则成弘法基础。

　　2、苦参话头

　　禅宗以无门为门。良以法无定法，契机者胜；凡有言说施为，俱为标月之指，何须强分轩轾？奈有一般学人尚知解，喜谈辩，不耐话头之平淡，更无刻苦参究之功，遂于其间妄起分别，逞解逞能；将宗门所重之行履、证悟，转资谈柄，殊堪浩叹！所以来果禅师反对空谈，坚持脚踏实地去修行。他说：“丛林何事，事在坐香，即参禅也。夫禅虽不在坐，亦不在不坐。老古锥钳锤下死去活来，始知象王行处，一踏到底。故天下丛林一枝香，上关诸佛法身，下关众生慧命。”[6] 丛林的头等大事就是参禅，这是自释迦拈花迦叶会心微笑以来，佛门接引学人而有的方便。“然宗门正脉，只有参禅一法，别无二路。”[7]

　　何谓参禅？即参话头，由话头而起疑情。北宋以后，话头盛行；此在宗门法脉，大有渊源，所谓祖师禅者其精神即在此。来果认为“北宋后，乃拈上大人公案一言半句，以为话头，令人苦参。话头之风，自是以兴。此时关键，乃在参禅。参究之要，重在疑情成团。又非狐疑之疑，乃大信后自有之境界。话头虽多，本无优劣。应机对症，不无简择，故于明万历后，天下丛林均捡‘念佛是谁’为唯一话头，陶铸龙象，不可缕计”[8]。来果禅师本人参学经历即是以参“念佛是谁”而悟道的。

　　对于具体参禅方法，来果禅师有自己独到的见地。“疑”之一法，不少禅师都把它当成入禅之一途。来果禅师于此则有进一步的探讨，认为“‘疑’之一字，众善之门，行人大需仔细”。来果禅师要求：参禅时要有疑，方可咬住“念佛是谁”的话头。也就是说对于生死，参禅法正疑是入门之法，非疑不得力，非疑不用功，非疑不开悟。而正是以疑为动力，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来果禅师对“疑”字作了解释：“念佛是谁，即人能念佛，不知佛是谁念的。要明自己本来面目，念佛之人是也。此人非肉团身，直离肉团外找之。找到这个人，即是本来面目。大器者，不找现成；中下之人，非找不可。如何找法？曰佛既不是口念，又不是心念，再不是身念。究竟这句佛是谁念的呢？念佛到底是谁？如此辗转，在这一句上追问。既不能领会，忽然起疑，即疑佛是心念的，又疑佛是口念的，又疑佛是身念的。既不是身口心念的，毕竟是谁念的？此时在心口身上起疑，次知非身口心念的，更是疑上加疑，现在正要离开身口心外，急把念佛的人追出不可，如此追究，指参禅即是疑情也。”[9]

　　对于参禅，来果禅师认为求静非真参禅。在他看来，工夫得力时，静不可得。而真正入禅境，疑情真参，外忘世界，内忘身心，身心两忘，孰有动静之别。他强调只要工夫得力，净戒严持，定力坚固，慧自然生，若是不下死心参禅，即使住在禅堂极静之中，妄想杂念纷起，专在见闻取舍上做生活又有何用，因此他要求参禅学人“把定一句念佛是谁，动如是参，静如是参，生如是参，死如是参，真参不舍”，定可得悟。或以为参“死话头”，消耗岁月。讵知正因有此“死话头”，方能抵住生死！来果禅师强调参禅学人要树坚固心，发大宏愿，明因果，能吃苦，信念始终如一，方可去狐疑。

　　来果禅师对参禅一法最为推崇，他说：“参禅一法，非世出世法可比拟，乃菩提达摩大师，建树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为立地成佛宗旨，为教外别传顿法，三身四智，十地三乘，一切佛经祖语，有情无情，皆为此禅含摄。”[10]

　　3、一门深入

　　来果禅师1919年入主高旻寺后，决心将高旻寺办成专门禅修道场。凡与参禅相违背的活动，一律停止。不得开学堂、立莲社、学密宗、示念佛、研教相、容外道。不打水陆、不放焰口、不拜大忏、不念小经、不传戒、不讲经、不成就人住茅蓬、不成就人闭关、不成就人阅藏、不打念佛七、不与人送殡。所谓任他刀架在颈上，宁死不改专门；任他逼我退职，拚死不改初衷。高旻家风，就是参禅打禅七，一门深入。来果禅师指出：“打七为甚么事？大众要明了：无非是参禅悟道、了生脱死，没有其他的事。要参禅，非参‘念佛是谁’不可；了生死，亦复‘念佛是谁’可了。各人发起心来——参！”这样大众聚于一处，齐心协力，异口同宗，不致有你非我是，这家门庭，那家话柄，惑乱后学，莫衷一是。高旻立此宗旨，目的在于令学佛者共修此宗，共悟此宗，始终一贯，古今相符，于道则不期而然矣。

　　我们知道，以结跏趺坐、心专一境的禅定为佛教修习的全部工夫，然而，营造一个清静的修行道场并非易事。不少禅宗丛林，或因斋主人情关系，或因求得生活费用，往往需要应酬佛事，不能静心坐香参禅。即高旻寺，每年也有水陆两三堂，焰口数十台，和大小经忏若干。来果禅师接任住持以后，下决心辞去一切佛事，宁讨饭或饿死，也不应酬经忏佛事。从已故妙湛长老回忆文章《来果禅师的禅风——纪念来果禅师圆寂四十周年》所述，来果禅师为了保证寺院专修禅业，对原来寺院佛事活动秩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影响最大者当属断绝经忏。解放前的丛林，大多为经忏门庭，其原因有二：1、因斋主人情关系，无法推辞，只有勉为其难；2、靠经忏收入，维持寺院生活。高旻寺每年水陆二、三堂，焰口数十台，大小经忏也不少。每年还有非做不可的万年水陆一堂。来果禅师接任高旻寺住持以来，下定决心，一定要拔除该寺的经忏根子。整治三项事务，为人传诵一时。

　　(1)宁愿讨饭饿死，不做经忏的主人

　　1922年某日，来果禅师有事来沪，盛府庄夫人发心出二万元，做万年永久延生水陆头。至临终前，再助二万元，做往生万年水陆头。来果禅师认为，若答应下来，高旻寺经忏病根，永远不能彻底清除。宁愿讨饭饿死，不做经忏的主人。于是对庄夫人说：“敝寺是禅宗道场，不做经忏。”自此一切大小佛事，一律辞退。

　　(2)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

　　来果禅师决定一切佛事概不应酬后，为了照顾一些居士的要求，有早晚课随堂普佛。1924年，扬州张护法，拟出240元大洋，提早二板香，打延生普佛一堂。来果禅师对他说：“居士当知，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若提前二板放香，居士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张居士听了来老的话，竟说：“240元不肯，我出2400元，总可以吧。”来果禅师对他说：“别说2400元，就是24000元也不行。”张居士感动地说：“和尚铁打的规矩，我甚佩服。”

　　(3)彻底拔除高旻寺的经忏根子

　　三汊河由关，每年七月上旬，请高旻的和尚放利孤焰口一堂，还要借用长桌短登等用具。这一习惯有100多年的历史，从不少过一次。1925年，来果禅师预先通知由关的帐房说：“今年本寺无放焰口之人，亦无焰口台上的用物，请另找他人代放。”由是经忏的根子，被彻底拔除。

　　经忏佛事在当时十分盛行，对寺院经济也有一些补贴，但对佛教整体形像的损害却是无法估量的。首先，寺僧受金钱势力所强迫，整天忙于赚钱，把修持的时间都挤掉了，这是使僧人素质下降，佛教衰败的根本原因。其次，是使寺内寺外，男男女女，喧哗嘈杂，把一个好端端的清净佛地变成僧俗混居的交易市场。第三，经营经忏佛事使僧尼社会地位降低，令社会上误解僧尼是专为死人服务的，习惯上把僧尼与死人联系起来，看到僧尼就认为是晦气，或不祥之兆。[11]

　　有鉴于此，来果禅师决心断绝经忏佛事，这是与他秉持祖意、重振宗风的宏愿相关连的。从1924年起，将万年水陆改为净七一场，200余人打七，成为佛教界的盛事。自此以后，高旻寺绝不对外做佛事，每年定期打禅七，于七月十五日大进堂，九月十五日加香，十月十五日开始打七。国内外高僧纷纷前来参加打七，高旻寺也以坚守和阐扬宗风而享誉各大丛林。他阐扬宗风，整顿寺规，严明规约，提高了高旻寺在近代佛教界的地位，深受海内外佛教徒的拥护。高旻寺也成为江南著名道场，且与金山江天禅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并称东南禅宗四大丛林。

三、制订《高旻寺规约》
　　《金山规约》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12]来果禅师作为宗门巨匠，深感“祖灯秋晚，丛林规矩不立，宗门大法日废。”[13]所以来果禅师治寺，极重规约。来果禅师认为：“参禅人，第一要守清规，方能参禅。清规者，公正清严为模范。公能除私曲猥弊，正能除邪谬垢染，清能除粗浊秽污，严能除疲惯懈习。故以清规建丛林，以清规治人格，以清规利人世，以清规成佛祖。”[14]所以丛林要严立清规。

　　丛林清规，起于百丈怀海，在怀海之前，禅僧多居律寺，于说法住持常不合规范。为开拓一个新的生存环境，遂别立禅居，自定规约。从此禅林的宗教修持生活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后受会昌废佛之打击，又经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典籍多散佚无存，怀海的古本《百丈清规》也未能幸免。所以自北宋末叶开始，便有各种名目的丛林规约产生，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崇宁、咸淳、至大三部清规，还有南宋宗寿撰的《入众日用》、元代明本撰的《幻住庵清规》等小范围内流行的清规。所以 “马祖应兴，为便天下学人行持，垂万古鸿谟，创建丛林。百丈因立清规，是以震旦丛林之制，原出宗下。其规矩皆宗门祖法，与西竺戒制，粗有出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15] 清规的产生虽是因应于特定的时空因缘，但其护法安僧的精神与功能却是与戒律相同。故“一切人守规矩”，则是弘法道场之根本。来果禅师认为“规矩一法，乃出世之阶梯，为成佛之捷径，离规矩则坏丛林，坏自己；守规矩则修福慧，修身心。师傅们在日用中，切不可随习气转，顺业识牵。当知守得一分规矩，除得一分恶习；修得一分福慧，除得一分生死。所以生死不离习气，福慧不离规矩。”[16]来果禅师在主持高旻寺时，自己带头严守规矩，坚持认理不认人，依法不依情。“那怕是我的生身父母和兄弟，一到高旻，就认不得了，父母兄弟犯了规矩，打香板比别人重，迁单比别人快。”也正是这样，来果禅师在高旻寺执掌法席中，依规矩办事，“铁打的常住，要靠铁打的规矩，有了铁打的规矩，总有铁打的常住”。上自堂头和尚，下至清众，在规矩面前一律平等。

　　来果禅师住寺30多年中，不断修改寺规，免除陋习，使其符合禅林生活需要，利于严肃大众，清净僧仪。1932年，更依古人规约，删繁取要，制订客堂、库房、禅堂及丈室四部规约，合称《高旻寺四寮规约》。来果禅师在《自行录》中专门述说了其间因缘：“常住古规，为唐之百丈老人制之，风行全国，自古迄今，尚兢兢执为龟镜，由是时移世异，法久成弊之谬论兴焉。要知法本无弊，弊在行人，每见各丛林规约，有二本者，有一本者，殊为憾事。何也，言之不全，行之必缺，日用巨细各事，若无凭证，单仗口言心记，终非上策。我深思之，将来人之根性，有规可约，有据可凭，禅者恒清，尚难调伏，内外各事，若信口宣说，渺无根据，人何可信。类如散香四六分持，规约注明，任何人不能改动。若无规约令人查考，你说四六分，他要三七分，大小规矩，尽成争柄，何法之有?故特依古人规约，删繁取要，言真行实，集成五大本，客堂、库房、禅堂各一本，丈室两本，照本宣科，不问他人，不审是非。勿论你是我是，你非我非，一一照规约行之。规约错者，依错行之，规约不错者，依不错行之。永息争论，永断烦恼。一日行之，千日仿之，此处记之，他处用之，诚万不可轻忽之规箴，来今之鉴镜也。”[17]

　　为了检查规约执行的情况，每年四次向僧众宣读规约，除了公事及表堂外，任何人都要到堂，否则作为违反*住规约论处。使常住的规约，树立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使每一个人心目中，时时有法规策励。如此，可以增加几分道心，减少几分业障。所以，高旻寺规矩清严，为国内外称道；高旻寺规约，也成为禅宗各大丛林的范本。禅林中流传有：“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和“金山腿子高旻香，天宁放参盖三江”之说，更有评价说：“天下丛林不止单、守禅制者，独有高旻耳！”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来果禅师在全力推动丛林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不易与辛劳。“近十余年，宇内苦兵，盐酱多缺；百丈农禅之制，既失修而废，寺众常百数十人，少壮者或事编织杂作以糊口；苦行长老，难胜劳作，守死不去，秕糠菜根，甘之如饴；而挂单者犹踵相接，禅堂内行、坐十四枝香，拄杖、竹篦敲击相应，亘古如新。”[18]尽管如此，来果禅师于启示开导之余，日忧道粮不给。在《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一书中完整收录了来果禅师写给高居士的6封信。每一封信中都诉说维持寺院之不易。如1929年冬日信中写道：“僧俗三百余人，生活全无把握。想我公本救世救人为急务，哀恳迅解义囊，接济数百僧人食用，俾好安全行道。再请转向各同道诸公，尽力陈诉敝寺万分困难苦衷，倘或稍疑，尽可派人暗查虚实。”[19]字里行间之无奈已有焦心劳思之感。

　　对来果禅师丛林制度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总评价，以湛山?虚长老的评论最为精辟：“来公宗说兼通，痛念祖道秋晚，别出手法，普接三根；隐理致机用于普说之中：直说、横说，法说、喻说，粗说、细说，方便、了义说。始自入门途径，翦尽荆榛；规矩法则，堂堂轨范。心行由粗入细，总归一条心行，而至无心。工夫由站立不长，而至能稳、能长，成团、成片。逐日策发，一路挟持；令学者田地稳密，寻究到无用心处，而豁见自己安身立命所在。观其觌面提持，钳锤紧密：婆和处，如剥尽核皮，与人下口；严峻处，如驱耕夺食，逼人纳财。反复伸说，而不为费辞；行到说到，而全无辜负。凡兹打扫洁净，荡涤一切依稀、光影、穿凿、卜度之病，无非志在学者证得本份清晰；如此荷挟，刻骨究实，不妨易得。”[20]如果我们将来果禅师的一生放置于特定的时代来看，其丛林建设思想则更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来果禅师整顿丛林秩序的过程中，并非孤军奋战，其实清末民初，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而佛教相应也进行着自身的改造、调整，力图迎合时代的演变，因而出现了民国以来的改革中兴迹象。佛教改革最为激进亦最具影响力的是太虚大师。1913年2 月，太虚大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十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赅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卢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德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比丘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苑”(宣讲于乡镇)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我们说，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太虚大师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自己的改革运动作了总结。太虚大师佛教改革运动的成败得失，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总结。尽管说太虚大师改革僧制的理论是继“百丈清规”以后在佛教制度建设方面的又一创举，其培育僧材，兴办文化事业，功绩多多，但其倾心力最多、最大的僧制建设却是失败的，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未能契合当时僧团之机，且整顿之机缘并未成熟，思路尽管是超前的，但结局却是令人抱憾的。然而，处于同样境况中的来果禅师的丛林建设却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的社会环境并不允许作全国范围内、佛教整体系统的调整改革，来果禅师审时度势，以高旻一寺为实验基地，整顿僧制，创立规矩，使高旻寺在艰难时事中独步一时，白云孤飞。来果禅师击大法鼓，竖大法幢，效古风范，制定规约，绍佛祖业，独蹈大方，参禅坐香，开人眼目。他以局部的、个案的一种独特方式为近代中国佛教丛林建设、制度建设作出了百世不易之功德。即使在今天中国佛教的五大建设中依然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注　释】

　　[1]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94页，上海佛学书局。

　　[2]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32页，上海佛学书局。

　　[3]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41—42页，上海佛学书局。

　　[4]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08页，上海佛学书局。

　　[5]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08页，上海佛学书局。

　　[6]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页，上海佛学书局。

　　[7]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页，上海佛学书局。

　　[8]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页，上海佛学书局。

　　[9]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53页，上海佛学书局。

　　[10]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105页，上海佛学书局。

　　[11] 妙湛《来果禅师的禅风——纪念来果禅师圆寂四十周年》，《闽南佛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2] 《金山江天禅寺规约》，1页，金山寺2006年刊印本。

　　[13]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页，上海佛学书局。

　　[14]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135—136页，上海佛学书局。

　　[15]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2页，上海佛学书局。

　　[16] 《高旻寺丈室规约》，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

　　[17] 来果《来果禅师语录》，577—578页，上海佛学书局。

　　[18] 温光熹《扬州高旻寺来果禅师塔铭并亭记》，载《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　

　　[19] 黄常伦主编《方外来鸿——近现代高僧致高鹤年居士信函手迹》，13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4月。

　　[20] ?虚《来果禅师禅七开示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