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 大乘起信论解说02

　　起信论与天台宗

　　早期天台大师是不注重《起信论》的，真正开始对《起信论》进行研究，并以天台宗思想来会通《起信论》的，是天台宗的中兴者，唐代的荆溪湛然。湛然为了重兴天台，与华严宗抗衡，于是开始注意到华严宗一向重视的《起信论》，尤其是《起信论》中「真如不变随缘」的思想，并作了与华严宗不同的解释与发挥。

　　《起信论》讲真如与生灭「非一非异」本来就可以从不同方面理解。华严宗讲理事不二，是从「性起」方面说的，所以法藏注释《起信论》不变随缘义，是基于「性起」的观点。湛然依《起信论》，乃是为了说明天台宗的「性具」之义。他认为《起信论》之一心摄世、出世间法，即是一心本具十界三千世间法为体所谓「一切诸法无非心性，一性无性，三千宛然」，就是此义。根据这种思想，湛然认为《起信论》的真如随缘不变的学说，强调的是真如与变灭现象的一体性，有情无情事物都与佛性是同体的。他所著《金刚锌》一文中云：「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即是说，不变与随缘是一致的，不变即随缘随缘即不变。这样，湛然的「性具」说，依据《起信论》比华严更进一层，由理事无碍说而发展为理事互具说。

　　宋代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二派关于观心问题的论争，实际上也是围绕著对《起信论》「一心二门」，真如不变随缘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

　　从晤恩为首的天台山外派，按照华严宗「性起」真心说的路子，对《起信论》加以引申发挥。在观心方法上，他尤其发挥观性义，主张修习观法，要在直契真心中之佛性上下功夫，则自能随十界缘而不变，亦不变而随缘，不必通过「观心」。后来他的弟子源清、洪敏也都坚持这种思想。而这却引起以知礼为代表的天台山家派的批评。知礼认为晤恩的学说只讲到《起信论》心真如门，不了解生灭门的意义，因而是有偏向的。他认为只有「观心」，而不是「观性」，才是天台宗的本来宗旨，才是《起信论》「圆教」的精神所在。所谓「观心」法，就是依事见理，平看一切，从具体的事物、现象与生活现实人手逐渐向上趋向菩提。无论是晤恩的「观性说」，还是知礼的「观心说」，其实都是各自引申《起信论》的一个方面而已。山外之学，直接从心真如门人手，认识真如，依理显事的方法，走的正是《起信论》「唯证相应」的顿悟法门：山家之学主张从心生灭门人手，依事显理的方法，则显然是从《起信论》「随顺」的方便观法中脱胎出来。而这两种方法，在《起信论》中是兼容互补的。

　　明代的智旭大师，教宗天台，他十分推崇《起信论》，并为此写了一部《起信论裂网疏》。他完全依照湛然、知礼的天台理路去发挥《起信论》，认为《起信论》中真如门与生灭门、染与净、真与俗二谛唯是一法，不变随缘即是随缘不变突出了理事互具的「性具」说倾向。从华严、天台诸家对《起信论》心性、缘起学说的不同理解与发挥，已可以看出《起信论》思想的复杂性与涵容性。

　　起信论与禅宗

　　中国禅宗的传承与发展，经历了由依《楞伽经》到依《起信论》的过程。四祖道信开始把《楞伽经》与《般若经》结合起来，并进而与《起信论》的思想相贯通，经弘忍、神秀、惠能、荷泽神会诸大师的不断弘扬，《起信论》的精神越来越深入到中国禅学的骨髓之中。

　　五祖弘忍开创的「东山法门」，提倡「守心第一」的观心方法。「守心」，从根本上说，就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这种思想出自《起信论》一心即摩诃衍的说法，其突出当下悟人心真如门的顿悟方式，也是经由《起信论》真如门引申出来。

　　东山法门重视《起信论》的心真如门，神秀才引用心生灭门的本觉学说，倾向于从始觉向究竟觉的渐入方法。神秀所作《大乘无生方便门》一文中讲的方便通经，广引圣典就是依照《起信论》的生灭门，通过「离念」的不断修习而最终证悟本有「觉性」的。由于神秀以《起信论》作为自己通经的根本，从而影响到禅门北宗的传承，都以《起信论》为先要。

　　惠能主张「无念为宗，无住为本」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发挥《起信论》。惠能提出「直心」的观心方法，所谓「直心」，具体说，就是从生灭门直下悟入真如本觉的证悟方法。这既不同于弘忍大师由真如门人[入]手，直契真如，更不同于神秀禅师由生灭门出发，经由始觉到究竟觉的不断渐修，而是《起信论》中念即无念，「知念无自相」方法的直接引入。

　　所以惠能反对「空心不思」，「念尽除却」，而提出要在念念不住的生灭现象中，直下无住，见自本性：在活泼的生命流动中，当下解脱，「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这种不住内外，来去自由的观心方法，经由神会「正念真如法」的进一步弘扬，到洪州禅提出「任心即修为」的见性方法，更是日见光大了。

　　《起信论》心性学说与理论构架，不仅影响中国佛学的发展，而且也提示了中国哲学的思惟理路。如宋明理学的「心统性情」说，就明显地从《起信论》「一心二门」中提炼出来;而宋明理学讲的「虚灵知觉」与「明觉」之心，也无非是《起信论》心性本觉说的延伸。乃至近现代中国哲学的许多思路，仍在自觉地沿用或发展《起信论》的思想。以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或多或少都受到《起信论》的启示，来建构其道德形上学或文化哲学的思想体系。如牟宗三以「一心二门」的架构来建立的「二层存有论」，通过真如门与生灭门的划分来诠释康德区分自在之物与现象界的特殊意义，从此与康德哲学相会通，可以说是《起信论》精神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运用。

　　《起信论》作者强调佛慧种子的绵延，它所创造的智慧成果，在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中确乎具有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