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名著百部之百喻经名著通览《百喻经》是一部以寓言譬喻故事演述大乘佛法的佛教文学作品，是佛教典籍中较为特别的一种。《百喻经》的最末一句为：“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由此可知，本书为古印度佛教僧人伽斯那所集撰，原名《痴华鬘》，《百喻经》当是它被译成中文后才出现的新书名。依照佛教信众的说法，佛经中记录的乃是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的教诫，是佛祖历次讲法言论的实录。释迦牟尼在世时，曾于不同的时间、地点，针对不同的徒众分别说法。佛涅槃后不久，大弟子迦叶便组织曾亲闻释迦牟尼教诲的佛弟子们进行了第一次结集：由博闻强记的阿难等弟子复述他们亲耳听到的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解说言辞，再由其他弟子共同审定他们的复述是否准确无误，大家一致认可的即作为佛的遗教正式确定下来。以后佛弟子们还曾进行多次类似的结集，并逐渐用书面文字代替了最初口耳相传的传教方式，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佛经。因而过去曾有人提出：《百喻经》既然不是佛说，就不应当称为“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佛经不必尽是释迦牟尼本人的言说。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是他创立了佛教，为之奠定了基础，但其后2500年来佛教的大发展还有赖于无数高僧的大力弘传阐释。据佛教学者们研究，“现存的佛经可以说几乎都不是释迦牟尼年当年的亲自说教，它们是后来的佛教徒们创作的，只在名义上是释迦牟尼所说。只有那些产生较早的经典，据认为其中保留的释迦牟尼本来的说教比较多一些”(王邦维《关于佛经和佛经故事》)。事实上，《百喻经》虽没有像其他佛经那样托名为释迦牟尼所说(本书《引言》当为后人所加，详后)，但它所宣讲的义理却与佛教的基本教义相符，收集的故事也不是撰者自己编造的，而是各有所本，散见于诸经，我们在《维摩诘所说经》、《大般涅槃经》中即可以找到部分故事的原型。伽斯那是为便于教导初学者，才从各经中摘选故事，将它们纂集在一起，并缀以佛法经教，然后编成本书的。其二，伽斯那本人并未将此书称为“经”，他所撰偈颂的首句“此论我所造”即是明证，而本书的原名《痴华鬘》也说明了这点。“华鬘”即“花鬘”，也就是花环。不过这里说的并不是真的花环，而是指的古代印度的一种讲故事的体裁：如同将一些美丽的花朵串编成一只漂亮的花环一样，将一些娓娓动听的小故事汇合在一起，结成优美的文集，这个故事集也就借称作“华鬘”。这种“华鬘”故事集在古代印度曾经风行一时，本书就是其中的一种。不过这本故事集的书名的前面还特别冠有一个“痴”字，那是因为本书中所收的譬喻故事所针砭讽刺的大多是“痴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笨人”“蠢人”)及他们的愚蠢行事。因而若要将本书的原名译得切合、好懂一些，那就是《痴人的故事集》之类，只是《痴华鬘》一名确实是十分的雅致、形象，而又有趣。《百喻经》的汉译工作完成于公元5 世纪末。仅次于《众经别录》，现存最早的经录之一——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9即记载有它的翻译缘起：“永明十年(492 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那]法师集行大乘，为新学者撰说此经。”可知本书的汉译者为南朝萧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求那毗地是比丘名Gunaviddhi 的音译，意译则为德进、安进，他是中印度人，伽斯那的弟子，于南齐建元初年(479—480 年)来华，住建邺(今南京)毗耶离寺，聚徒讲学，译经传道，最后居住于建邺正观寺，齐末中兴二年(502 年)冬圆寂。《梁高僧传》卷3、《出三藏记集》卷9、《历代三宝记》卷11、《开元释教录》卷6等都收有他的传记资料或有关他译经情况的记载。除《百喻经》外，求那毗地还曾翻译了《须达长者经》及《十二因缘经》各一卷，他的译文质朴流畅，简约明快，接近口语，易懂易记，在我国佛经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百喻经》的影响更为广大，是他译著中的代表作。《百喻经》一名大约就是求那毗地更定的，本书又名《百句譬喻经》、《百句譬喻集经》、《百譬经》，内中尤以《百喻经》之称最为直率简明而易懂，故流传最广，甚至超乎它的原名《痴华鬘》之上。今存的《百喻经》各本共有两种不同的分卷方式：一种分为4 卷，如《大正藏》卷4 本缘部下所收即是，此种版本的卷首没有引言;另一种分为上下两卷，如《碛砂藏》所收，单行本多作如是划分，其卷前有“闻如是”引言一段。关于《百喻经》中的引言，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后人所加，并非伽斯那的原著。这段引言，宣说释迦牟尼佛曾在王舍城鹊封竹园中举行法会，当时与会的有诸大比丘、菩萨，及诸八部弟子3.6 万人，内中的500 名异学梵志向佛陀提了一连串问题，佛祖一一解答，令他们心意开解，求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YIN、不妄语、不饮酒)，并证悟了须陀洹果(即预流果，指通过思悟四谛之理而断灭三界见惑后所达到的最初修行果位，据称修行者从此便可进入无漏的圣道之流)。尔后佛祖又要为他们广说众喻。这种叙述与其他佛经于经首描绘佛说法时的时间、地点、参加法会的徒众，及讲说该经的因缘的体例相一致，故宋元明藏均收入了这300 多字，但这篇引言却又与书末伽斯那所撰偈颂中的文义不符，所以我们也认为引言为后人所加之说可信。引言之后即是本书的主体：98 篇譬喻。本书以“百喻”为名，《出三藏记集》也称“一部凡一百事”，则全书理应收集有100 篇譬喻，但今本实际上只有98 篇。这固然可以解释为“百喻”所举可能是就约数而言，但究竟是否果真如此，还是译者漏译，抑或于流传中佚失，今已无从考定。不过也有学者，如鲁迅先生，提出若将98 篇譬喻与卷首引言及卷末偈颂统一计算，则恰为百数。这种解释也可聊备一说，但这两段文字终究不是寓言故事，以之凑足百数未免过于牵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98篇譬喻均由故事和说教两部分组成：故事是先导，是说法的手段;说教是终结，是撰者编书的目的所在。98 篇中动物寓言仅5 篇，为第48“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第54“蛇头尾共争在前喻”、第83“狝猴喻”(狝，有些版本作“猕”，今从底本)、第88“狝猴把豆喻”、第95“二鸽喻”。这5 篇寓言将动物拟人化，赋与它们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读来新鲜有趣。但这里动物们所比拟的人却并非睿智机敏的智人，而是愚痴乖戾、蠢笨无能的痴人。直接嘲讽痴人的故事有93 则，占绝大多数，它们所摹画的全是些幽默可笑、滑稽荒诞的事情。故事的戏剧性在于痴人自有一套愚人的思想方法和处世规则：所思所虑明明是谬误，却还自以为高明;所作所为虽极其粗憨迂阔，但他们干这些蠢事时却始终有一股认真劲。作为局外人冷眼静观时，对他们的执著自不免或欷歔嗟叹，或嗤之以鼻，但同时也必定会心有所悟。譬喻后半段的说教部分正是要帮助读者参悟的。伽斯那之所以编撰《百喻经》，不是因为他对那些故事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而是想借助故事说明佛教的道理，所以他在每个故事的后面都发了一段议论，以指点读者。说教部分的内容可以大略分为几类：其一是批判外道的邪见异说。如第1“愚人食盐喻”中批驳外道妄滥绝食，白白损害身体而无益于道。其二是剖析痴人愚行产生的原因。内中的具体原因很多，可以总的概括为痴人具有贪、嗔(书中原文作“瞋”)、痴三毒，正是这三毒使痴人的言行除可笑外，还时常可鄙。其三是训谕僧徒严守戒律、精勤修持。佛陀认为除灭三毒的根本办法是皈依佛教、解悟佛理，并精进实修，修习过程中又要勇于发露忏悔，不能因为犯一戒而更犯众戒，毁坏道业。其四是规劝世俗人及时行布施，在小有财物时就要勤于施舍，不要指望家资巨富时再行善举，因为时运难料，未来之事幽不可测，也许不会再有积功累德的机会。其五是解说某些深奥的佛教义理。如第34“送美水喻”即讲说了“三乘方便、一乘真实”的道理。《百喻经》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篇偈颂。在偈颂中，伽斯那引用两则有关药物的比喻，对九十八篇譬喻中故事与说教部分的关系，以及他纂集本书的旨趣作了形象化的说明，其中阿伽陀药一喻尤其恰切。阿伽陀药是印度传说中的一种“功兼诸药”的奇药，平时以树叶包裹保存，施用时将树叶中的药剂涂于患处，空树叶自然便被扔掉。伽斯那认为譬喻中的故事就象那裹药的树叶，说教部分宣讲的佛法才是那真正有价值的神奇的药物，读《百喻经》的人应当着重领会譬喻中所讲的佛教道理，并像用毕药剂便丢弃树叶一样，领悟佛理后也不要迷恋故事本身。可见从伽斯那编撰本书的目的来看，其真正看重的还是后面的说教部分，弘教布道的目的十分明显。《百喻经》中的故事诙谐风趣，含义广博深刻，很受中国人民的喜爱，因而流传极为广泛，各朝大藏经也均予收录，于此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仅就本世纪出现的几种单行本略作介绍。近世《百喻经》的流行与鲁迅先生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鲁迅先生赞叹此书文学与佛学价值之高，曾于1914 年将本书校正断句，分为上下两卷，并施资于南京金陵刻经处重新刻印，以供散发。书后特别注明“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圆敬刻此经”。以后此种版本曾被多次影印或重新排印。随后，1926 年6 月，与鲁迅交往甚密的语丝社社员王品青又因深爱此书设喻之妙，删除书中教诫部分，独留譬喻故事，并以其原题书名《痴华鬘》取代《百喻经》一名，交由北新书局印行。这是单独刊行《百喻经》故事部分之始，鲁迅先生特意为此撰写了《<痴华鬘>题记》一文(参见《鲁迅全集·集外集》)，附于书前。除上述刊印原书的善举外，也有一些学者将本书中的故事重译为现代汉语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本书的影响面。如40 年代末期，诗人冯雪峰即删除原书说教部分，基本保留原故事情节，用“述”的办法将本书改写成了一本《百喻经故事》，不过他有时对原文改动较大。至1957 年倪海曙先生也曾做过类似工作。近年来本书再次受到了文化界的重视，编译佛经故事的学者都从其中选译了不少故事，以构成他们各自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张友鸾《佛经寓言选》、王邦维《佛经故事选》、罗秉芬与黄布凡《佛经故事》、谢生保《佛经寓言故事选》等书即是。不过这些学者均系据不同需要各有取舍，都只摘译了《百喻经》中的部分故事，对各篇譬喻后半段的说教文字及引言、偈颂更弃而未取。重译全本《百喻经》的为著名学者周绍良先生的近作《<百喻经>今译》，1993 年9 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注释精到，译文顺畅，是一部难得的今译本。《百喻经》文义浅白，易于理解，所以此次我们仅校印了原文。所用底本为1955年8月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由鲁迅先生断句、金陵刻经处刊刻的本子而出版的排印本，并适当参校了其余诸本。为展示今本《百喻经》全貌，我们收印了引言部分;为方便阅读，我们将原文转录为横排简体，并参照周绍良先生的今译本进行了标点分段;为便于查找，我们也给各篇譬喻标上了编号。希望读者阅后能同我们一样认为这种出版形式既准确灵活而又方便实用。

　　名著评点读罢《百喻经》，最令人赞叹的大约还是它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拥有的教育意义，和所采用的说教方式。通常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文学特质。《百喻经》是产生于古代印度的譬喻故事集。古印度流传的寓言故事很多，“如大林深泉”(鲁迅先生语)，据当代著名佛学大师隆莲法师考证，《百喻经》的撰者伽斯那生活于公元5 世纪，那时更是印度寓言文学盛行之时，著名的梵文寓言集《五卷书》就流行于此时，因而《百喻经》也可谓是应时之作，在印度文学史中应当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另外我们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同其他譬喻故事集一样，《百喻经》所集录的故事也多曾流行于民间，系逐渐被佛教宣传家们采撷吸纳入佛经，并又经过了本书撰者伽斯那的加工改编，所以它们乃是大众智慧与学者卓识的结晶，是成就卓越、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百喻经》中的许多故事都具有结构完整、情节曲折、内容丰富、描写生动的特点，堪称文集斐然的短篇小说。例如第65“五百欢喜丸喻”，全篇几近千字，故事部分亦长达700 余字，是《百喻经》中的代表作之一。这个故事以YIN妇害夫的阴谋开篇：古印度曾有一个YIN妇，荒YIN无度，厌患夫婿，曾设计了种种毒计谋害丈夫，但都没能成功，这次又制作了毒药丸，诈称欢喜丸，送给即将远行的丈夫，并甜言蜜语地哄骗他，要他行至异域他乡，饥饿困乏时才可食用。丈夫对此深信不疑。一晚进入他国国界，这位远方来客露宿于密林之中，因为惧怕野兽而爬到了树上，却将500 枚“欢喜丸”忘在了下面。夜里有500 名强盗止宿树下，各吃了一枚“欢喜丸”，毒气发作，立时殒命。第二天天亮后，躲在树上的远客用刀箭斫射死尸，又收取了盗贼们的赃物，凯旋般地向国都进发，碰巧遇上国王正在率领臣下追捕盗贼，远方来客便向国王大事夸耀自己如何神勇，并请国王派人去查看他伪造的“杀贼现场”。国王深加赞赏，封爵赐物，以致该国旧臣嫉妒怨恨，到国王面前去攻击他。此时远客却抖擞精神，做出一副要与那些旧臣较量比试的姿态，这咄咄逼人的冲天胆气真把旧臣们全都吓退了。不久，该国有恶狮为害，心中不平的大臣们遂向国王举荐这位异邦英雄。远客既受敕命，只得“坚强其意”，自我激励，壮着胆子往赴猛狮出没的地方。待见到奋激的狮子却惊惶怖畏，再次拿出看家本领——上树，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对着树上狂吼，远客怕得要命，连刀都拿不住了。按说此时远客的处境万分危险，本该成为狮口珍馐了。但吉人天相，他自有神助，失手掉落的利刃竟然插入了狮子的大嘴里，怒狮命归西天。此时的远客立即转惧为喜，又雄赳赳气昂昂起来。国王自然又是只知惊人结局，未见动魄过程，对他加倍优宠，国人们也全都心悦诚服，只剩下歌咏赞叹了。这个故事构思奇巧，可以说其中远客除了诈言决斗和“坚强其意”之外，几乎没有做什么努力，他的智慧之处在于他非常乖巧，很懂得天子必取的道理，也很会利用一切天赐良机以转祸为福，而世人们又都迷信他的慷慨陈词，秉持生杀大权的国王更对他封赏有加。这些正构成了故事的戏剧性，令读者忍俊不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写作技巧已十分成熟。除长篇外，《百喻经》中的某些短篇也营构了并不简单的情节。如第67“夫妇食饼共为要喻”的故事部分仅160 字，但却同样复杂有趣。故事中说从前有一对夫妻共同分食三只饼，各取食了一只之后还剩一只，两人各不相让，于是约定进行守口比赛：谁后开口说话谁就可以吃饼。夫妻二人相对而坐，默然不语。不一会儿有一个小偷闯进他们家，当着两位主人的面洗劫了屋内的一切财物，见二人始终只是四目相视，静观无言，小偷更是得寸进尺，在丈夫面前欺辱人家的妻子，丈夫依旧毫无反应。这时妻子终于忍耐不住，对丈夫吼道：“你这个傻子，就为了一只饼，看见恶贼都不叫唤!”她的丈夫竟然拊掌大笑：“嘿，拙妇，我可以得到饼，不必给你喽!”这位丈夫的定力实在是太高了，真让人啼笑皆非。文中对他内心活动的刻画十分成功。上述两例仅是我们随手拈来的。《百喻经》中的成功之作很多，不胜枚举。可以说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故事不论篇幅长短，结构情节都堪称完整动人，遣词造句无论是否繁复绮丽，寓意旨趣却相当隽永幽深，再加上故事中塑造的主人公的形象鲜明生动，情态动作稚拙粗憨，撰者使用的语言又夸张风趣，因而既能引人入胜，又颇耐人寻味，滑稽荒谬者令人捧腹喷饭，哀婉凄绝者使人扼腕伤感。正是由于《百喻经》中选编的故事可读性、趣味性很强，因而译出后1500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的一些寓言早已摆脱了佛教宣传品的窠臼，或原封不动，或稍加改造，变成深入于民众中的故事了，常为大众引为谈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百喻经》对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反映外域风情的异域文学作品，它为我国的文学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后世中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不少与此相关，而又融入汉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俗的再创作，如本书中的第63“伎儿著戏罗刹服共相惊怖喻”、第64“人谓故屋中有恶鬼喻”就时常得到后世中国寓言家们的青睐，屡次被他们改头换面地再创作为新故事。但是寓言毕竟不同于笑话，编撰者的目的不是提供笑料，让人一笑了之，而是要以故事为依托，寓深意于其中，以开启人们的心智。因而一部好的譬喻作品必须能够令读者掩卷深思。《百喻经》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书中剖析了某些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荒谬现象，揭示了许多为人处世的哲理，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但适用于古代社会，就是我们今天读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例如第10“三重楼喻”中的富人十分欣羡他人的三层楼宇，让匠人们也为自己建造，但当看到他们打地基、修建一二两层时却困惑不解并极力反对，固执地要求他们直接修建第三层。这种想法荒唐已极，神经稍微正常点的人都不会妄想构筑空中楼阁，因而故事本身近乎荒谬。但现实生活中无视客观规律，办事情不循序渐进，不愿艰苦努力，只想一蹴而就的人却并不罕见。本喻以虚诞的故事作为反衬，正形象鲜明地昭示了真理，儆示了那些狂妄愚顽之人。又如第17“债半钱喻”中的商人为讨回半个钱，雇船渡河，来回花掉了四个钱，而借债人却又不在家，商人根本无法追回那半个钱。这个故事十分幽默，它成功地刻画了贪鄙商人又吝啬又愚昧的形象，辛辣地嘲讽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只顾眼前名利，不计长远后果，做事时不能权衡利害轻重，最终得不偿失的蠢人。再如第95“二鸽喻”中的雄鸽蒙昧乏智而又多疑残暴，怀疑与自己同栖止的雌鸽偷吃了巢中的果子，不顾雌鸽“果自减少”的争辩，凶残地虐杀了雌鸽。待到后来天降大雨，鸽巢淹湿，先前因失水而干瘪显少了的果子遇水膨胀，还复了原来的体积，雄鸽才从妄见中醒悟过来，悔恨哀鸣，悲唤雌鸽，而雌鸽却绝无生还之理了。常人社会中也有一些人昏聩无知，不明事理，却又不能谨言慎行，而是刚愎自用，常于冲动茫然中铸成大错，日后纵有悔悟，却也难有回天之力，无法弥补，其过恶自远在雄鸽之上。《百喻经》中的佳喻很多，这里我们不能一一分析，相信读者阅后自然见仁见智。在这里我们还应该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百喻经》中的某些故事与我国传统社会中流传的一些寓言有雷同相似之处，如第19“乘船失釪喻”之与“刻舟求剑”，第45“奴守门喻”之与阿凡提为富人看门故事，等等。但是其中有些故事情节虽近，旨趣却大有区别，如第43“磨大石喻”之与“铁杵磨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广布于我国传统杜会的千古美谈，它要求人们要能够长期忍受寂寞，锲而不舍，厚积而薄发，反映了我国人民敦厚淳朴的美德。但是寸荫寸金，用铁杵磨针，值得吗?《百喻经》中的“磨大石喻”讲述愚人打磨大石以作小小的玩具牛，不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而且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撰者首先否定了这种“用功既重，所期甚轻”的人生态度，进而激励人们应当志意高洁，远求胜果。这与我国传统的思维定式大相抵触。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处世哲学，阅读寓言故事应当读思并重，《百喻经》等书，正可以为我们调整思想方法提供借鉴。以上是我们对《百喻经》中深邃寓意所作的常人之想。实际上，伽斯那编撰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所以我们还应着重分析一下它在宗教宣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佛教是世界上最为深奥玄妙的宗教。平白言语很难尽显其义，如果单纯地宣讲理论，恐怕只有上根利智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但如果用事来作印证，以事显理，以致理事圆融，那么能够皈依佛教的人便会大大增加。而譬喻一门正能很好地发挥这种功用，《楞严经》卷一即称：“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譬喻的梵文原词为Avadānā，意谓以已了知之法张显未了知之法。譬喻的义界非常宽泛，从修辞上的比喻、比拟方法，论辩中借事明理的技巧，乃至利用比喻的寓言故事，皆包括在内，其中尤以寓言故事的文义最为通俗浅显，也最能引起信众闻法的兴趣，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自然领悟佛教的道理，故而讲说譬喻故事早已成为了佛教宣传家们解释教义哲理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释迦牟尼在世时即十分注重使用此种方法，佛教经典中更存有大量的譬喻，据说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佛经中兼用譬喻的例证很多，如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差不多每段记载都有譬喻的内容，大乘佛教的代表经典《妙法莲华经》中也有著名的“法华七喻”。专门集录譬喻故事的经典也很多，譬喻经是12 部经中单独的一类，大藏中专以“譬喻”命名的佛经至少也有六七种，仅据明代徐元太辑录的《喻林》的统计就有《大集譬喻经》、《佛说譬喻经》、《阿育王譬喻经》、《法句譬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等，但它们的知名度都不如《百喻经》高，《百喻经》堪称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伽斯那编撰《百喻经》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他为每个故事都赋予了佛教色彩。如在第10“三重楼喻”中，伽斯那即在嘲讽那个妄想构筑空中楼阁的富人之后，批评某些佛教徒不能努力实修，不想依次修证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而想直接求证阿罗汉果以达涅槃解脱的惰怠行为，伽斯那认为他们就像那个不切实际的富人一样愚蠢。这类比况方式对读者准确理解教义很有帮助，因而可以说本书是达到了一定的宣传效果的。不过一般说来寓言故事的深意或是尽在不言中，或是仅用三言两语即可点明主题，点到为止。而《百喻经》的撰者出于宗教情怀，有时不免过于殷切，书中的某些说教与寓言故事本无必然联系，但却硬拉入题下，牵强附会，显得过于生硬。另外有些说教部分的篇幅又太长，说来说去，唯恐人们不明所指，例如第24“种熬胡麻子喻”，第84“月蚀打狗喻”等篇中的说教就比故事还长，这是《百喻经》明显的不足之处，难怪有些人重印此书时常将说教部分删去。总的说来，《百喻经》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似乎超过了它在佛教宣传方面发挥的作用，将之比为东方的《伊索寓言》是比较恰切的，只是后者还讲述了许多聪明人的故事。希望今天的读者阅读《百喻经》之后能够心有所悟，并能依凭自己的智慧辩才加以发挥。我们相信真正的聪明人从中所得到的必不限于宗教与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