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梵文 Mahāyāna śraddhotpada śāstra)，大乘佛教重要论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南朝梁真谛译，一卷;唐代实叉难陀重译，作2卷;以真谛译本较流行。

　　全书分因缘分、立义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和劝修利益分五部分，把大乘如来藏思想和唯识说结合为一;阐明“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信”、“五行”的修持方法。一心，即如来藏心。万法源出于此，包摄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二门，指心真如门(清净)和心生灭门(污染)。心真如门有离言、依言两种;心生灭门分流转、还灭二门。三大，谓体大、相大、用大。“体”即本体，又名真如，于中一切法平等，不增不减;“相”即形相，又名如来藏，具有无量善性功德;“用”即功用，谓由此产生一切善因善果，为修证菩提妙觉之所由。四信，指相信根本真如和佛、法、僧三宝。五行，即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五种德行。

　　中心思想为论证“如来藏”(真如)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和劝人信奉大乘佛教。认为如来藏由生灭心转，实则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世界万有都是“如来藏”的显现，因而提出“真如缘起”说。劝导人们深信真如佛性和佛、法、僧三宝，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等，以获解脱。

　　后人对此论颇多存疑。隋《众经目录》卷五收入“疑惑部”，谓“《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近代有些学者认为此书非马鸣所撰，是中国南北朝时托名之作。但由于此书结构严整，文义通顺，解行兼重，古今学人盛行传诵，视为大乘佛教入门之书。

　　在中国，此论传习颇广。真谛和他弟子智恺以及隋代昙延、慧远等都各造疏记。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的著述中也曾引用此论。据说玄奘从印度回国后，又将此论译成梵文传往印度。入宋以后，流传更盛，直至近世，佛教各宗无不以此论为入道的通途而加以传习。朝鲜现存有元晓、太贤、见澄的注疏多种;日本则有湛睿、圆应、亮典、即中、贯空、昙空、藤井玄珠、村上专精、望月信亨等人的章疏。(梁孝志)

　　《大乘起信论》又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概论之作，全文篇幅不长，只有一万一千字左右，但它结构严谨、析理清晰，是对隋唐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论著。它的宗教神学思想代表着此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为各家宗派所重视并吸收。对于《大乘起信论》的译者及其真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最初相传“马鸣菩萨造，梁真谛法师译”，据查证，在《马鸣菩萨传》和《付法藏因缘传》都未提到《起信论》。故疑《起信论》是梁代伪作的。隋代法经等所著的《众经目录》卷五也怀疑《起信论》非真谛所译;初唐吉藏弟子慧均在《四论玄义》中推测《起信论》是“昔日地论师”所伪造;晚唐新罗珍嵩在《华严经探玄私记》中认为《起信论》是根据《渐刹经》而设造的。

　　《渐刹经》也就是《占察经》。在内容上，《起信论》与《渐刹经》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佛教学者对《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望月信亨、村上专精、松本文三郎等一致认为《起信论》是伪书，既不是马鸣菩萨所造，也不是真谛所译，而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但常盘大定、羽溪了谛反对这种看法。中国的著名佛教学者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澄认为《起信论》是伪书，而章太炎、太虚、唐大圆等持反对意见。后来也有人论证《起信论》哲学理论思想主要依据《楞伽经》。所有这些不同见解，都未以形成最后的结论，而只能认为它伪造的可能性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起信论》的出现，代表着当时新涌现的佛学思潮，它较自觉地与儒家性善说统一起来，构成一个理论和宗教实践并重的神学体系，对隋唐时代的佛学思潮产生深远的影响。